『如果章节错误，点此举报』林安看着窗外，早春的阳光斜斜地洒进院落，在青砖地上投下窗棂斑驳的影子，手中那份薄薄的文件便仿佛有千钧之重。
林安他没有立刻回办公室，而是转身走向政策研究室的资料室。
这里是整个研究室最安静的地方，高大的书架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，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气味。
“林主任。”资料管理员老宋从柜台后抬起头，“需要什么资料？”
“宋师傅，帮我调一下近三年所有关于对外贸易、外汇管理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报告和研究资料。”林安将借阅单递过去
“还有，有没有关于香港、澳门经济情况的参考资料？”
老宋接过单子，推了推老花镜：“对外贸易的资料不少，但系统的研究不多。香港澳门的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压低声音
“有一些内部编译的参考资料，但需要吕主任签字。”
“我去找吕主任批。”林安说。
半小时后，林安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回到了办公室，便将门关上，将那份《关于在沿海地区试办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》放在办公桌正中，然后开始整理资料。
对外贸易年度统计报告、外汇管理条例、沿海省份工业发展情况、侨汇政策研究……一份份文件在他手中翻阅。
有些资料很新，是去年刚整理的；有些则已经发黄，页边卷起。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关键词、数据、问题。
敲门声响起。
“请进。”
陈志远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几份文件：“林主任，您要的关于广东、福建两省经济发展情况的综合报告，我找出来了。还有一些这两个省报上来的关于扩大外贸自主权的请示。”
“谢谢，放这儿吧。”林安示意他坐下
“陈局长，有个新课题，吕主任交待的，需要你们文化研究局配合。”
“您说。”
林安将那份文件推过去。陈志远看完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。
“这……这是要在沿海搞‘租界啊’？”他本能地问，随即意识到用词不妥，改口道
“我的意思是，这涉及国家主权和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，太敏感了。”
“不是‘租界’。”林安纠正道
“是‘出口特区’。主权在我们手里，政策我们定，目的是利用这些地方的地理优势和侨乡条件，扩大出口，吸引外资，引进技术。”
林安站起身，走到墙上的全国地图前，手指划过漫长的海岸线：
“陈局长，你看。我们国家海岸线这么长，可对外贸易额只有世界总量的百分之零点几。
为什么？除了国际环境，我们自己的管理体制是不是也有问题？统得太死，卡得太严，地方没有积极性，企业没有自主权。”
“可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”陈志远还是担忧
“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，和内地不一样，会不会形成‘国中之国’？群众能理解吗？其他省市会不会有意见？”
“所以需要深入研究。”林安回到座位，“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摆出来，分析透。
特区设在哪儿合适？特殊政策‘特’在哪些方面？
税收？外汇？用工？土地？管理权怎么划分？
和内地怎么衔接？会产生什么经济效果？又会带来哪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风险？”
林安进行一项项列举，思路清晰：“你们文化研究局的任务，是重点研究特区可能带来的思想观念冲击。
长期封闭的环境下，突然打开一扇窗，新鲜空气会进来，苍蝇蚊子也可能进来。怎么既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又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？
怎么向干部群众解释清楚，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新探索？”
陈志远听着，神情从担忧逐渐转为专注。他拿起笔记本：“我明白了。这个课题确实重大。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、思想理论、社会心态多个层面进行研究。
我建议成立一个小组，抽调局里懂经济、熟悉沿海情况、理论功底扎实的同志。”
“好。”林安点头，“小组成员你来定，名单报给我。注意保密，现阶段只在小组内部研究。”
“明白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安的工作节奏骤然加快。白天，他开始穿梭于各研究局之间，召开小型座谈会，与相关领域的专家交流。晚上，他埋首在资料堆里，阅读、思考、做笔记。
经济研究局的孙启明局长对特区设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但也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：
“税收优惠，优惠到什么程度？比香港低，还是比内地低？
低了，能吸引外资；太低了，会不会被说是‘卖国’？土地怎么用？无偿划拨，还是有偿使？有偿使用，算不算买卖土地？这涉及宪法问题。”
国际研究局的唐文彬局长提供了大量国外经济特区的资料：爱尔兰的香农特区、台湾的高雄出口加工区、韩国的马山自由出口区……
这些地方的政策很灵活，企业所得税低，进口设备免税，外汇自由汇出。但人家是资本主义制度，我们学得来吗？学哪些？怎么学？”
社会研究局的赵为民副局长则关注社会影响：“如果特区工资高，内地人才都往那儿跑，怎么办？
特区生活水平上去了，和内地差距拉大，会不会引起新的社矛盾？还有，外资企业进来，用工制度、劳资关系怎么处理？还搞不搞‘铁饭碗’？”
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，每个担忧都实实在在?
林安将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下来，分类整理。
林安自己心里清楚，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报告，不是一味鼓吹好处，而是要直面所有可能的困难和阻力，并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。
二月末的一个下午，林安召集了课题核心小组的第一次会议。除了陈志远，还有孙启明、唐文彬、赵为民，以及政治研究局的周国平局长。
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。孙启明的烟斗吧嗒吧嗒响着，周国平眉头紧锁，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。
“同志们，我们今天敞开谈。”林安开场，“这个课题是总设计师亲自交待的，重要性不用我多说。
但我们研究室的职责，不是简单附和，而是要把所有问题挖深挖透。好的，坏的，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都要想到。”
孙启明先开口：“我看了资料，觉得最大的突破口可能在税收和外汇上。内地企业所得税55%，太高。特区如果能降
到15%，甚至10%，对外资就有吸引力。外汇方面，如果能让外资企业利润按比例汇出，人家才愿意来投资。”
“降到10%？”周国平抬起头，“那会不会有人说，这是牺牲国家利益讨好资本家？”
“所以要算账。”孙启明敲敲烟斗，“55%的税率，但外资不来，一分钱没有。
10%的税率，吸引来一百家外资企业，国家实际收入可能更多。这叫‘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’。”
唐文彬插话：“我研究过台湾的高雄加工区，他们不仅税低，手续也简便。
一个项目从申请到开工，最快一个月。我们呢？层层审批，没有半年下不来。时间就是金钱，外资等不起。”
“简化审批可以研究。”林安记录，“但怎么简化？放权放到哪一级？会不会一放就乱？”
赵为民说：“我担心的是人。特区要发展，需要人才。可我们的人才都是计划分配，组织调动。
特区工资高，人才愿意去，可原单位不放怎么办？户口、档案、粮油关系，这些卡脖子的东西不解决，人才流动就是空话。”
讨论越来越深入，问题越挖越多。林安听着，记着，心里却渐渐明朗。
问题多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。现在把这些难题都摆出来，正是为了将来能解决。